清朝是一个文化与医学交相辉映的时代，众多医学大家以其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，为中医药的发展留下了灿烂的一笔，特別是温病学、中西医匯通等方面，成就斐然。清代干隆以后，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着称的学者。他们以叶天士为首，总结前人的经验，突破旧杠，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。温病学的发展离不开四位医学巨匠——叶天士、吴鞠通、薛雪、王孟英，被合称为「温病四家」。

叶天士着《温热论》，书中记载了温病的病因，邪气侵犯的部位，提出「卫气营血辨证」，卫气营血的顺传传变规律等。卫分证病位最浅，属表证，病情最轻，持续时间也短，治疗容易。气分证病位进了一层，属里证，病情较卫分证为重，此时正盛邪实，邪正剧争，若治疗及时，每可驱邪外出，使疾病好转痊癒。营分证和血分证，病位最深，病情危重，热邪步步深入，正气节节衰退，若处理失当，正不腾邪，往往险证迭起，危及生命。

吴鞠通，叶天士的学术传人，继承并发展了温病理论。他撰写了中医经典着作《温病条辨》，系统阐述了温病的病因病机、诊断与治疗。他提出了「三焦辨证」理论，「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，胃与脾也。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，肝与肾也。」认为温病从上而下发展，自上焦传至中焦，进而及于下焦；若病变深入，还可逆传心包。这一由浅入深的传变模式，与传统的卫、气、营、血辨证各有侧重，但精神相通，可以互为参照。

薛雪则专注于湿热病的研究，他所着《湿热条辨》匯聚了对此类病证的临床观察，从病因、病程、症状到方药选择都有详细论述。他特別指出，湿热病的发作往往与「太阴内伤，湿饮停聚，客邪再至，内外相引」有关，揭示了湿热病内外合邪的特征，成为后世治疗此类疾病的重要依据。

王孟英，在温病学上承前启后，是温病学的集大成者，其代表作《温热经纬》对后世影响深远。清末上海霍乱流行时，病情兇险、死亡率极高，被视为难以医治之症。王孟英竭力投身救治，凭藉临床经验挽回了大批病人的性命，在当时的抗疫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清代医学百花齐放，除了温病学和中西医匯通的发展，还涌涌现出多位名医，在妇科和气血理论等方面各有所长。

王清任，以解剖学与气血病理学着称，他因长期临床而感到中医对脏腑形态缺乏准确认识，便亲自进行尸体解剖，并将所得结合临床经验编成《医林改错》。书中绘制了人体结构图，力图修正古代对脏腑认识中的错谬。他提出「夫业医诊病，当先明脏腑」的论点，并曾直言：「着书不明脏腑，岂不是痴人说梦；治病不明脏腑，何异于盲子夜行。」王清任三十余年的努力，为中医气血理论与解剖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

清代医学的多样化发展，无论是温病学的完善、中西医匯通的探索，还是各领域的突破，皆为后世医学提供了丰富的智慧财富。

清初以后，随着西方医学逐渐传入，中医界也开始出现反思与融合的声音。一些医家提出「衷中参西」、「西爲中用」、「沟通中西，以中医爲主体，取西医之长，补中医之短，师古而不泥古，参西而不背中」的主张，认为应以中医为本，吸收西医的长处，避免固守传统而忽视实证。

张锡纯便是中西医结合的先驱和代表人物。他强调西药治标迅速，而中药治本深远，两者相辅相成方能收效。其所着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集中体现了这种思路。他还创办「国医函授学校」与「中西匯通医社」，推广人才培养。他曾在渖阳创建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——立达医院，并任职院长，提倡中西医合作。

「温病四家」的温病学发展，张锡纯的中西医匯通理论，以及王清任的专业实践，皆是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基石，对当今医学领域的发展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