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是一個文化與醫學交相輝映的時代，眾多醫學大家以其深厚的學識和豐富的臨床經驗，為中醫藥的發展留下了燦爛的一筆，特別是溫病學、中西醫匯通等方面，成就斐然。清代乾隆以後，江南出現了一批以研究溫病著稱的學者。他們以葉天士為首，總結前人的經驗，突破舊杠，開創了治療溫病的新途徑。溫病學的發展離不開四位醫學巨匠——葉天士、吳鞠通、薛雪、王孟英，被合稱為「溫病四家」。

葉天士著《溫熱論》，書中記載了溫病的病因，邪氣侵犯的部位，提出「衛氣營血辨證」，衛氣營血的順傳傳變規律等。衛分證病位最淺，屬表證，病情最輕，持續時間也短，治療容易。氣分證病位進了一層，屬裡證，病情較衛分證為重，此時正盛邪實，邪正劇爭，若治療及時，每可驅邪外出，使疾病好轉痊癒。營分證和血分證，病位最深，病情危重，熱邪步步深入，正氣節節衰退，若處理失當，正不騰邪，往往險證迭起，危及生命。

吳鞠通，葉天士的學術傳人，繼承並發展了溫病理論。他撰寫了中醫經典著作《溫病條辨》，系統闡述了溫病的病因病機、診斷與治療。他提出了「三焦辨證」理論，「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，胃與脾也。中焦病不治即傳下焦，肝與腎也。」認為溫病從上而下發展，自上焦傳至中焦，進而及於下焦；若病變深入，還可逆傳心包。這一由淺入深的傳變模式，與傳統的衛、氣、營、血辨證各有側重，但精神相通，可以互為參照。

薛雪則專注於濕熱病的研究，他所著《濕熱條辨》匯聚了對此類病證的臨床觀察，從病因、病程、症狀到方藥選擇都有詳細論述。他特別指出，濕熱病的發作往往與「太陰內傷，濕飲停聚，客邪再至，內外相引」有關，揭示了濕熱病內外合邪的特徵，成為後世治療此類疾病的重要依據。

王孟英，在溫病學上承前啟後，是溫病學的集大成者，其代表作《溫熱經緯》對後世影響深遠。清末上海霍亂流行時，病情兇險、死亡率極高，被視為難以醫治之症。王孟英竭力投身救治，憑藉臨床經驗挽回了大批病人的性命，在當時的抗疫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。

清代醫學百花齊放，除了溫病學和中西醫匯通的發展，還湧湧現出多位名醫，在婦科和氣血理論等方面各有所長。

王清任，以解剖學與氣血病理學著稱，他因長期臨床而感到中醫對臟腑形態缺乏準確認識，便親自進行屍體解剖，並將所得結合臨床經驗編成《醫林改錯》。書中繪製了人體結構圖，力圖修正古代對臟腑認識中的錯謬。他提出「夫業醫診病，當先明臟腑」的論點，並曾直言：「著書不明臟腑，豈不是癡人說夢；治病不明臟腑，何異於盲子夜行。」王清任三十餘年的努力，為中醫氣血理論與解剖學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

清代醫學的多樣化發展，無論是溫病學的完善、中西醫匯通的探索，還是各領域的突破，皆為後世醫學提供了豐富的智慧財富。

清初以後，隨著西方醫學逐漸傳入，中醫界也開始出現反思與融合的聲音。一些醫家提出「衷中參西」、「西爲中用」、「溝通中西，以中醫爲主體，取西醫之長，補中醫之短，師古而不泥古，參西而不背中」的主張，認為應以中醫為本，吸收西醫的長處，避免固守傳統而忽視實證。

張錫純便是中西醫結合的先驅和代表人物。他強調西藥治標迅速，而中藥治本深遠，兩者相輔相成方能收效。其所著《醫學衷中參西錄》集中體現了這種思路。他還創辦「國醫函授學校」與「中西匯通醫社」，推廣人才培養。他曾在瀋陽創建近代中國第一家中醫院——立達醫院，並任職院長，提倡中西醫合作。

「溫病四家」的溫病學發展，張錫純的中西醫匯通理論，以及王清任的專業實踐，皆是中醫藥傳承與創新的重要基石，對當今醫學領域的發展仍具有重要啟示意義。